随着2022年末个人养老金新政策的实施，中国养老金改革步伐明显加快。这些改革为养老金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而对于许多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和资本市场机构来说，随着潜在养老金资金池规模的不断扩大，所拥有的市场机遇会更加广阔。此外，鼓励外资加入中国个人养老金市场将也成为政策发力重点之一。

在此背景下，6月26日，毕马威中国（KPMGChina）与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ASIFMA）合作撰写并发布了《中国养老金改革——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在市场改革中的致胜策略》报告，以提供其对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看法，以及外资资产管理公司在制定养老金战略时的考虑因素。

《中国基金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资产管理部主管、董事总经理沈玉琪（Eugenie Shen）以及毕马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资产管理合伙人董志宏（Chee Hoong Tong）。两位从中国养老金市场现状、制度改革的原因、改革的方向及影响、未来展望以及外资机构定位选择和致胜方法等方面，深度剖析了外资资管公司在中国养老金市场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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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访谈录》记录此次访谈内容，视频如下，以飨读者。

以下为采访实录整理：

中国基金报：如何理解报告中所指的五个关键主题，可以从根本上重塑国家的养老金体系？

沈玉琪：中国养老金体系还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依赖第一支柱，占整个养老体系的60%；第二支柱则是由公司来承担部分养老的责任，但占比不高，据了解，参与企业数量仅为千分之五不到；最有可能发展的第三支柱是由个人承担养老金储备，如果发展顺利是很有希望加强中国的养老金体系的。

董志宏：目前中国养老金市场仍在起步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我们预计这方面的改革将越来越多。当然，中国养老金市场也急需改革。如果不进行进一步改革，养老金体系将难以持续发展（not sustainable）。报告中阐明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养老金市场需要多项、多层次而非单方面的改革。

我们的报告涉及五个要素，但其中的三个我想着重阐述下：

第一，整体来讲，需要明确中国养老金制度目标替代率（replacement ratio target），以及三大支柱要如何互相结合；第二，在监管层面，因为养老金产品对中国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目前监管较为严格。适度增加监管灵活性将有利于更多国家和公司的产品进入这一市场，丰富养老产品的可选择性；第三，也就是人们对养老金投资从由国家及公司所支持的第一、第二支柱，转变为主要依赖个人支持的第三支柱这一观念的转变，是需要大量教育培养的。

中国基金报：海外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养老金市场市场发展已较为成熟。你认为中国应该汲取何种经验并如何进行顶层制度设计？

沈玉琪：美国的第一支柱社会保险（social security）已经成立很久，需要现在有工作的人来缴纳，因而有些人会担忧其可持续性；美国因此很早就推出了个人退休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IRA）。在美国这样一个税收大国，IRA帐户可以用来抵扣税款，只有从帐户中提取时才需要缴税。

此外，IRA还可以进行公司匹配，即个人和公司缴纳相同比率的钱款，因而可以推进公司和个人的参与，许多人一开始工作就开设IRA帐户，到退休时往往可以累积足够多的退休金。此外，美国投资选择方面较多，如果选择到好的产品养老金增长很快。

董志宏：中国在养老金制度方面，确实有可以向海外学习之处。但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拥有多种类型和规模的企业、多元化发展的国家，因此更应该找到最适合其自身的养老金制度发展之路。我个人认为，第一支柱、第二支柱与第三支柱应该平衡发展。

目前，整体来看，中国的养老金市场，多数依赖于第一支柱。尽管第二支柱已开始近二十年，但由于企业年金为自愿性，企业的参与率是非常低的。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仅有不到0.5%的企业参与该计划。第三支柱则仍处于初始阶段，2018年才开始试点。尽管目前市场大多都在讨论对第三支柱的支持，但我个人认为，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都应该大力改革，同步发展。

至于第二支柱改革方面，我认为最急需的改革就是将企业的参与从自愿性（voluntary）改变成强制性（mandatory）。多数海外国家，例如澳大利亚、英国等，其第二支柱养老金对于企业来说都是强制性的。就第三支柱改革来讲，我认为可以将个人养老金缴费的税收优惠上限由目前的12000元继续提高。此外，为鼓励民众参与，也可实施政府匹配缴费（match contribution）。此外，为促进个人心态和行为上的转变，鼓励合资格民众更多地参与养老金投资，对其进行投资者教育也至关重要。

中国基金报：第三支柱下，目前个人养老金缴费的税收优惠上限为每年12000元，这一上限预计将提高，产品也将日渐丰富。外国市场第三支柱发展有哪些成功案例？

沈玉琪：日本和德国的第三支柱都发展较快。德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2002年开始，德国政府对养老金体系进行改革和调整，一方面下调公共养老金替代率，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个人养老金产品。日本近年来也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持续完善，以试图建立多层次养老金体系。

中国基金报：除了制度设计，养老产品的设计也非常关键。结合报告，中国养老金第三支柱下现有的产品及方案有哪些？有何种特点？

董志宏：针对投资者风险偏好不同，区分了不同的产品。对于风险偏好较低的客户，银行储蓄类产品较为有保障；而对于长期投资来讲，可能部分投资者的风险偏更高一点，那么基金公司、理财子公司的产品也在接受范围内。总体来说，我认为，拥有更多类型的公司参与，对中国养老金市场发展来讲是一件好事。

沈玉琪：中国有6到7种养老目标基金和产品，但现在国内还在试验期，产品都是在最近5年内推出，产品主要的区别在于公司主体的不同，比如保险公司、资管公司或者理财公司。但是，产品繁多会让投资者无所适从，监管口也较多。ASIFMA的资管公司会员在做相关产品时，还需要向监管申请产品许可，过程比较复杂。

国内的养老金产品情况相对复杂，分为第一、二、三支柱，且需要申请不同的许可。美国IRA账户则可以买许多不同类别的产品，包括股票、定期产品等，相对简单方便。

中国基金报：站在目前中国养老金市场格局下，你认为对于外资金融机构而言，在展业时面临何种挑战？

沈玉琪：我认为挑战包括了复杂的监管和许可。希望能更加简单灵活并提高透明度。对外资而言，如果它们的产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就可以发挥其在海外投资的专长，也可以丰富中国投资者的选择。

董志宏：目前格局下，外资金融机构能够参与第一支柱的空间和机会比较小；而由于监管牌照等一系列问题，外资参与第二支柱也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大部分外资公司都专注于第三支柱。而对其来说，除了产品，外资进军中国养老金市场最大的挑战来自渠道——即如何选择平台、如何触达和赢得客户等。

中国基金报：你认为外资针对中国养老金市场时，在投资者教育、激励、销售渠道等方面应该如何把握？

董志宏：外资在英、美、澳等国家深耕多年，也具有较多经验。但我认为进军中国养老市场时，他们需要了解中国的养老金体系以及民众思想，与其他海外国家差异巨大，也不能仅照搬海外的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他们首先需清楚市场及民众需求，再有针对性地进行投资者教育，力求让民众了解养老金这类的长期储蓄产品的低波动率、风险及回报率。此外，中国民众接收和获取信息的平台也与海外用户不同。我认为，外资需要将其在海外市场的经验与中国市场的特点结合，才能成功。

沈玉琪:养老方面的激励、推广和教育应该来自政府层面。以外资进入国内基金市场的现状而言，其实也主要是依靠国内的银行、券商和线上渠道来帮助推广销售。养老方面外资单独推广是非常吃力，需要国内的合伙人在帮它们去推动。

中国基金报：你认为外资在中国养老金市场的制胜的关键因素会有哪一些？

沈玉琪：中国养老金市场非常之大。很多外资是愿意投资人力、资本来学习市场怎么运作，而且可能一些产品相对成熟，可以利用海外的经验来在中国尝试，看这种产品能否在本地落地，同样还可以发挥出外资在海外投资的专长。

中国基金报：报告中提到，2030年第三支柱的市场规模预计达到4万亿元；如果在实施相关改革措施的推动下，将增长至7万亿元。这部分数据是如何测算的？请问如何看待养老第三支柱的发展？

董志宏：这是毕马威中国与ASIFMA共同合作测算得来的。我们基于目前的制度（base case），制作了一个模型，即若市场基于目前的政策、激励等发展下去，预计2030年第三支柱的规模将达到4万亿元。而若上述谈及的五项改革能够得到进一步推进，则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7万亿元。

本文源自：中国基金报